Saturday, August 14, 2010
日本人到底怎么看中国——在日本感受中国
有人用“暖冬”来形容近来的中日关系，而日本人又恰恰喜欢将自己比作樱花。一旦冬去春来，樱花就会遍地盛开，如果遭遇 “倒春寒”，就无法看到片片花海。两国关系如同变化的天气，对此最为敏感的是以樱花自居的日本百姓。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感到，尽管有些日本人对中国的发展表示担忧，但大多数日本人都希望中日友好。他们提到的最多的词是“邻国”和“友好”。
现实不断撞击着日本人
由于中日两国“近在咫尺”，交往颇多。因此，日本人现在对中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中日关系史的影响。
记者是1986年到日本留学的，当时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还很少。记者所在的大学与台湾关系密切，而且右翼倾向十分明显，全校几十个教授中，几乎无人订阅《朝日新闻》（因其立场偏左）。阅读教授的“自我介绍”，真令初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感到紧张：不是以“海军大将”作为人生志愿的，就是蒋介石的至亲好友，要不就是达赖的日本代表。那个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东中野”也是这个大学法学部的教授。可是，在记者身着中山装，表情严肃地出席开学仪式之后，却有几位“老右”教授轮番请记者喝酒、吃饭。他们几乎都没去过中国，只有一些来自报刊的皮毛认识，在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生机勃勃之际，他们可能受到了震撼。请记者吃饭时，他们几乎一睌上都不停地问，并复印一些报道和照片向记者核实，因为记者当时已过“而立”之年，对国内的情况有些了解，于是就成了“业余政府发言人”兼观光代言人。见过一次，这些“老右”教授又约下次何时见，有的还留下话题，说好下次谈什么。这些教授后来都成了中国的常客，虽然并非人人符合“热爱中国”的标准，但至少具备了关注中国、客观务实的态度。有的人在校内特别开设了中国经济、中国企业改革等专题课程，有的退休后到中国大学或中专任教师。由此可见，中日民间特别是知识界通过相互了解，是可以消除一些误会的。
其实，在上千年的交往中，日本对中国一直秉承着虚心学习的态度。但近代50年的剧烈变化使日本人对中国从尊敬走向蔑视。1945年日本战败后，虽然从反省失败的角度对中国怀有歉意，但从心底里对中国只有歉疚，并无尊重。是朝鲜战争使日本人从根本上改变了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看法，并且开始思考中国进步与强大的原因。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曾详细记述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日本战犯的心态变化。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藤田茂等人被捕后一直很嚣张，拒不认罪。朝鲜战争开战仅两个月，志愿军就捷报频传，将美军赶回了“三八线” 以南，藤田这些美军的手下败将如梦初醒。此后，中国人民仁至义尽的改造及关怀，更促使他们彻底改变了立场，成为终生为中日友好奔走的斗士。许多日本政界人士也正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强力推动对华关系的。1952年５月，宫腰喜助等３位日本政治家访问北京。此后，日本各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突破当时日本政府的禁令，纷纷到新中国访问，中日民间交往日益活跃。
再往后，中日关系经历了建交、蜜月、纠纷等复杂的发展过程。最近几年，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又处在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这里既有日本自身“走入战后、建设正常国家”的转型的需要，也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消极和积极因素的影响。从消极面来看，中国目前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与日本战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类似，有些日本人觉得中国在走日本40年前的路，再加上“中国崩溃论”等负面宣传和日本近来保守主义的膨胀，过去那种蔑视中国的情绪又有所抬头。相比之下，中国发展的积极面对日本冲击更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呈现出一个经济长周期高速成长的现实轨迹，而且围绕 2008年奥运会，中国会出现一个5年至8年的“沸点型”高成长期，日本就是通过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后的“沸点型”高成长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日本人的这种复杂心态可想而知。如果这个高成长期能够平稳度过，中日关系及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会有新的变化，日本民族趋强的性格并未改变，问题是要使他们真心佩服，还应全方位展开旨在相互理解的友好活动——这是中日关系走上健康之路必不可少的要素。
在日本感受中国
如今的日本，中国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日本人身上穿的，生活中用的很多都是中国制造，《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的中国报道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它们的报道角度已经从经济转向了政治、外交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3月13日的《朝日新闻》在第9版刊登了一篇中国报道，题目是《中国河南省南阳，把青春献给足穴的高工资按摩师们》。这篇报道占了大半个版，并配上了彩色照片，以一所职业学校为例，反映了中国一些年轻人学习足底按摩的热情。
一位曾经在中国留过学的日本某报政治部记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的中国报道，在上世纪80年代涉及面不广，但是注重强调友好。他曾经于1995年和1996年在中国工作过。这期间，他尽可能到中国各地采访，特别是像731部队遗址等留下过日军罪行的地方，他几乎都去过。可是，回到日本以后，特别是从1998年之后，他感到日本对华报道出现了变化，强硬报道开始出现，负面报道也比以前有所增多。最近几年，随着“靖国神社”、 “东海油气”等问题的加剧，日本丑化中国的书籍也开始大批上市。但值得庆幸的是，日本的《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保持了比较冷静、中立的态度。这位日本记者说，过去日本人一直是站在高处看中国和中国人，总觉得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但中国经济不断增长，而且还成了日本经济得以复兴的重要因素，这不能不让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变得十分复杂。可以说，日本人最近对中国的批判风潮和日本政府的对华强硬，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感到害怕。自古以来，日本从来没有和中国结盟过，而且，大多数日本人知道最多的还是日本领先于中国的近代史，所以，人们一直有着高高在上的自信。现在，中国突然赶上来，这让日本人感到惶惑、无奈和担心。他们不知道强大起来的中国会怎样对待“小而不弱”的日本。
3月13日，记者在东京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位80岁的日本老人。他面对记者的提问先是充满警惕，确认记者确实没有恶意后，他才说他在5年前到中国的上海和苏州去旅游，当时感觉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是日本无法比拟的。对于温家宝总理即将访日，他说那当然是欢迎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日本还是要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因为中国是日本的邻国。此后，记者又采访了两名日本高中生。当问到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时，一名男生马上回答说，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是个很强的国家。另一名男生则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一位30岁的妇女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因为现在专心看孩子，无暇看电视，也不关心时事新闻，但对于中国总理来访，她表示欢迎。她说日本没有资源，只能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特别是要和中国搞好关系。
去年4月，日本内阁府公布的调查显示，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日本人为32.4％，而5年前同样的调查表明，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高达70％以上。3年前，记者在电车上和朋友说汉语，遭到了一个日本老人的白眼，他在下车前瞪着记者，并用非常不友好的语调喊了一声“chinese”。当时记者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种现象过去从没出现过。10多年前，大多数日本人一听说记者是中国人，总有人问寒问暖，并送来一些小礼物，还经常可以遇到对华友好团体的老人向记者鞠躬道歉，说过去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伤害。可是，最近这种现象几乎难以遇到了。说到历史问题，日本人大多面露尴尬，并尽可能绕过话题，不愿意多谈。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让日本人不得不承认，日本要想维持自身的经济发展，只能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
对于中国人，日本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日本人对来自北方、特别是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中国人比较热情，而对来自南方的中国人在态度上就不那么明显。日本有许多介绍、研究中国地方及少数民族的书籍，这次参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日方的10位学者中，多半都写过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专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还有一个现象是，港台出身的中国人在日本并不吃香。此外，日本人对旅居欧美的中国人的看法又不相同。这些中国人到日本后说英语，大多数日本人觉得他们首先很优秀，其次，觉得他们对日本不是太友好，因为他们经常在西方推动与日本有关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
对华态度与政治关系挂钩
对于日本人对华态度的变化，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近年来，对中日关系不满意的人在增加，对中国缺乏亲近感的人也在增加，其根本原因是日本政治和舆论的右倾化。日本民众感受中日关系的好与不好主要是政治关系，特别是两国领导人的关系，经济上的好与不好在民意测验中没什么反映。在民间，日本右翼并非主流，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政界影响不小，且把持着重要的舆论阵地。在政界，日本国会议员中大约有1／7的人总是以各种形式组织在一起，美化侵略意识，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向右转”。假如安倍内阁接受小泉内阁外交失败的教训，不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政策底线，那么，随着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和两国人民的交流，必定能带动两国关系的改善，两国民间感情也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假如只有中国政府热心推动友好关系，日本政府经不住右翼的压力，又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出现不和谐的言行，中日政治关系还可能出现反复，再经过一些日本媒体的炒作，很有可能还会出现日本民众对中国友好态度减弱的现象。
现实不断撞击着日本人
由于中日两国“近在咫尺”，交往颇多。因此，日本人现在对中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中日关系史的影响。
记者是1986年到日本留学的，当时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还很少。记者所在的大学与台湾关系密切，而且右翼倾向十分明显，全校几十个教授中，几乎无人订阅《朝日新闻》（因其立场偏左）。阅读教授的“自我介绍”，真令初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感到紧张：不是以“海军大将”作为人生志愿的，就是蒋介石的至亲好友，要不就是达赖的日本代表。那个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东中野”也是这个大学法学部的教授。可是，在记者身着中山装，表情严肃地出席开学仪式之后，却有几位“老右”教授轮番请记者喝酒、吃饭。他们几乎都没去过中国，只有一些来自报刊的皮毛认识，在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生机勃勃之际，他们可能受到了震撼。请记者吃饭时，他们几乎一睌上都不停地问，并复印一些报道和照片向记者核实，因为记者当时已过“而立”之年，对国内的情况有些了解，于是就成了“业余政府发言人”兼观光代言人。见过一次，这些“老右”教授又约下次何时见，有的还留下话题，说好下次谈什么。这些教授后来都成了中国的常客，虽然并非人人符合“热爱中国”的标准，但至少具备了关注中国、客观务实的态度。有的人在校内特别开设了中国经济、中国企业改革等专题课程，有的退休后到中国大学或中专任教师。由此可见，中日民间特别是知识界通过相互了解，是可以消除一些误会的。
其实，在上千年的交往中，日本对中国一直秉承着虚心学习的态度。但近代50年的剧烈变化使日本人对中国从尊敬走向蔑视。1945年日本战败后，虽然从反省失败的角度对中国怀有歉意，但从心底里对中国只有歉疚，并无尊重。是朝鲜战争使日本人从根本上改变了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看法，并且开始思考中国进步与强大的原因。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曾详细记述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日本战犯的心态变化。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藤田茂等人被捕后一直很嚣张，拒不认罪。朝鲜战争开战仅两个月，志愿军就捷报频传，将美军赶回了“三八线” 以南，藤田这些美军的手下败将如梦初醒。此后，中国人民仁至义尽的改造及关怀，更促使他们彻底改变了立场，成为终生为中日友好奔走的斗士。许多日本政界人士也正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强力推动对华关系的。1952年５月，宫腰喜助等３位日本政治家访问北京。此后，日本各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突破当时日本政府的禁令，纷纷到新中国访问，中日民间交往日益活跃。
再往后，中日关系经历了建交、蜜月、纠纷等复杂的发展过程。最近几年，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又处在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这里既有日本自身“走入战后、建设正常国家”的转型的需要，也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消极和积极因素的影响。从消极面来看，中国目前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与日本战后五六十年代的情况类似，有些日本人觉得中国在走日本40年前的路，再加上“中国崩溃论”等负面宣传和日本近来保守主义的膨胀，过去那种蔑视中国的情绪又有所抬头。相比之下，中国发展的积极面对日本冲击更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呈现出一个经济长周期高速成长的现实轨迹，而且围绕 2008年奥运会，中国会出现一个5年至8年的“沸点型”高成长期，日本就是通过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后的“沸点型”高成长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日本人的这种复杂心态可想而知。如果这个高成长期能够平稳度过，中日关系及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可能会有新的变化，日本民族趋强的性格并未改变，问题是要使他们真心佩服，还应全方位展开旨在相互理解的友好活动——这是中日关系走上健康之路必不可少的要素。
在日本感受中国
如今的日本，中国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日本人身上穿的，生活中用的很多都是中国制造，《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的中国报道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它们的报道角度已经从经济转向了政治、外交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3月13日的《朝日新闻》在第9版刊登了一篇中国报道，题目是《中国河南省南阳，把青春献给足穴的高工资按摩师们》。这篇报道占了大半个版，并配上了彩色照片，以一所职业学校为例，反映了中国一些年轻人学习足底按摩的热情。
一位曾经在中国留过学的日本某报政治部记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的中国报道，在上世纪80年代涉及面不广，但是注重强调友好。他曾经于1995年和1996年在中国工作过。这期间，他尽可能到中国各地采访，特别是像731部队遗址等留下过日军罪行的地方，他几乎都去过。可是，回到日本以后，特别是从1998年之后，他感到日本对华报道出现了变化，强硬报道开始出现，负面报道也比以前有所增多。最近几年，随着“靖国神社”、 “东海油气”等问题的加剧，日本丑化中国的书籍也开始大批上市。但值得庆幸的是，日本的《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保持了比较冷静、中立的态度。这位日本记者说，过去日本人一直是站在高处看中国和中国人，总觉得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但中国经济不断增长，而且还成了日本经济得以复兴的重要因素，这不能不让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变得十分复杂。可以说，日本人最近对中国的批判风潮和日本政府的对华强硬，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感到害怕。自古以来，日本从来没有和中国结盟过，而且，大多数日本人知道最多的还是日本领先于中国的近代史，所以，人们一直有着高高在上的自信。现在，中国突然赶上来，这让日本人感到惶惑、无奈和担心。他们不知道强大起来的中国会怎样对待“小而不弱”的日本。
3月13日，记者在东京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位80岁的日本老人。他面对记者的提问先是充满警惕，确认记者确实没有恶意后，他才说他在5年前到中国的上海和苏州去旅游，当时感觉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是日本无法比拟的。对于温家宝总理即将访日，他说那当然是欢迎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日本还是要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因为中国是日本的邻国。此后，记者又采访了两名日本高中生。当问到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时，一名男生马上回答说，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是个很强的国家。另一名男生则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一位30岁的妇女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因为现在专心看孩子，无暇看电视，也不关心时事新闻，但对于中国总理来访，她表示欢迎。她说日本没有资源，只能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特别是要和中国搞好关系。
去年4月，日本内阁府公布的调查显示，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日本人为32.4％，而5年前同样的调查表明，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高达70％以上。3年前，记者在电车上和朋友说汉语，遭到了一个日本老人的白眼，他在下车前瞪着记者，并用非常不友好的语调喊了一声“chinese”。当时记者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种现象过去从没出现过。10多年前，大多数日本人一听说记者是中国人，总有人问寒问暖，并送来一些小礼物，还经常可以遇到对华友好团体的老人向记者鞠躬道歉，说过去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伤害。可是，最近这种现象几乎难以遇到了。说到历史问题，日本人大多面露尴尬，并尽可能绕过话题，不愿意多谈。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让日本人不得不承认，日本要想维持自身的经济发展，只能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
对于中国人，日本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日本人对来自北方、特别是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中国人比较热情，而对来自南方的中国人在态度上就不那么明显。日本有许多介绍、研究中国地方及少数民族的书籍，这次参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日方的10位学者中，多半都写过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专著，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还有一个现象是，港台出身的中国人在日本并不吃香。此外，日本人对旅居欧美的中国人的看法又不相同。这些中国人到日本后说英语，大多数日本人觉得他们首先很优秀，其次，觉得他们对日本不是太友好，因为他们经常在西方推动与日本有关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
对华态度与政治关系挂钩
对于日本人对华态度的变化，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近年来，对中日关系不满意的人在增加，对中国缺乏亲近感的人也在增加，其根本原因是日本政治和舆论的右倾化。日本民众感受中日关系的好与不好主要是政治关系，特别是两国领导人的关系，经济上的好与不好在民意测验中没什么反映。在民间，日本右翼并非主流，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政界影响不小，且把持着重要的舆论阵地。在政界，日本国会议员中大约有1／7的人总是以各种形式组织在一起，美化侵略意识，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向右转”。假如安倍内阁接受小泉内阁外交失败的教训，不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政策底线，那么，随着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和两国人民的交流，必定能带动两国关系的改善，两国民间感情也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假如只有中国政府热心推动友好关系，日本政府经不住右翼的压力，又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出现不和谐的言行，中日政治关系还可能出现反复，再经过一些日本媒体的炒作，很有可能还会出现日本民众对中国友好态度减弱的现象。
日本AV女优苍井空在中国掀起舆论狂欢
在日本众多AV女优中，苍井空是较有名气的一位，但绝不是最有名的。她出生于东京的一个普通家庭，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从小就因长相清 纯颇受众人喜爱，却不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少女，相反，她总给人温顺的感觉。高中毕业后，苍井空进入大专学习保育员专业，2003年考取保育员国家资格。其后 不久，刚满18岁的苍井空在涩谷街头被星探发现，权衡再三后进入AV界发展。她身高仅155厘米，但以外形赢得了众多影迷。
一眼看上去，苍井空是极其“普通”的漂亮女孩子，淡淡的妆容，甜美的微笑，甚至连最基本的假睫毛都没有粘，采访中她常常为一点点小趣事就爽朗大笑。
推特把她推向中国
记者：你的推特都是你自己写的吗，还是别人代笔？
苍井空：都是我自己写的，包括从前的博客也都是自己写，不愿意别人帮我写。
记者：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来自中国的留言？为何想到和他们互动？
苍井空：4月初，我用推特才不久，关注人数到了2000，我就写下什么时候能够上一万的想法。后来看到有中国网友留言说，一万那不是很容易的事 儿嘛，应该以十万为目标。看到那么多跟帖，我挺吃惊。我用推特这件事也没有在日本做什么宣传，还想着到一定时候再向大家宣告，结果就先在中国网友面前曝光 了。他们有些写的是中文，所以我看不太懂，有些用英文写的，有些用不大通顺的日语写的，估计是翻译软件翻译的，我也全都看了。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得知玉树地震的？怎么想到给玉树捐款的？
苍井空：那阵子电视上天天都在放玉树地震的消息，正好很多中国网友到我的推特来，感觉和他们特别近，就想着号召捐款吧。
记者：最后募集到多少钱？通过什么渠道捐到中国？以什么名义捐出去的？
苍井空：10万多日元，以“苍井空”的名义捐到了日本红十字会，然后再转到中国红十字会。
记者：中国很少有人通过正版看你的电影，你为什么还会和中国网友互动？
苍井空：就算在日本，我也不是为了让更多人来看我的东西才跟别人交流，有粉丝说喜欢我，我就愿意跟大家交流。至于到底是正规渠道还是非正规渠道看我的作品，我都无所谓。
苍井空＝蓝色的天空
记者：苍井空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苍井空：本来就特别喜欢蓝色，就想着用“蓝色的某某”之类三个字的名字。然后有天和我经纪人出去，在开车回来的路上，觉得天特别蓝，经纪人说： “蓝色的……天空”，“蓝色的”和“苍井”一个发音，日本也有不少人姓苍井的，名字叫“空”的女孩也不少，嗯，就这么定下来了。
记者：进这行的时候才18岁，当时情形是怎么样？
苍井空：在涩谷我被经纪人发现，递给我一张宣传单，然后让我去当模特，我并没有马上应承下来。
记者：当时因为男朋友反对，才没有去？
苍井空：是的，他并不是反对AV这个事儿，而是反对自己女朋友进入AV业。后来和他分了手，我还是很想去，于是给经纪人打了电话。
记者：你在自传书中说你本来是个极其普通的女孩子，那为什么想要走这条路？
苍井空：本来我就很有兴趣。不是说对性或者对当AV女优有兴趣，而是很想当一个“面儿”上的人。我进入这个领域之后，发现身边的确有不少人是因为借债或者父母的问题干上这行的。可我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人，我的确不像其他AV女优那样有阴影。
记者：第一次拍AV时，你很紧张吗？顺利吗？
苍井空：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一点不紧张，反倒会觉得要是紧张的话，就败了。倒是非常顺利。
记者：这份事业给你带来的最大快乐是什么？觉得自豪的事情是什么？
苍井空：能够到世界各地去看看，和国外的粉丝们交流，我觉得非常愉快。觉得自豪的事情是从不妄自菲薄。
记者：似乎你想要不拍AV，也是可以的，继续拍摄AV是你的选择，还是被迫的？为什么？
苍井空：其实我倒想反过来问问大家，为什么我要停止AV工作？其实身边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因为拍了AV才有了今天，没有停止的理由。
记者：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人生，你会用什么词？为什么？
苍井空：持续力，持续就是力量。这是有一次接受采访时我突然冒出来的话，我也最喜欢这句话。
记者：你觉得AV是很必要的东西吗？
苍井空：性是人的三大欲望“食色眠”之一，但只有性欲总是沉在水面以下，怎么会这样呢？况且它也是人类繁衍的一种必然行为。当然不要给小孩看，日本也有这方面的严格规定。
掀起一场舆论狂欢
AV是英语Adult Video的缩写，即成人电影，它是“以唤起男性性兴奋为目的而进行的女性裸体影像买卖行为”(引自日本社会学者江原由美子《性的商品化》)，也是社会男权的某种反映。
根据调查，多数AV女优入行前、尤其幼年时期都有遭受言语虐待、身体虐待甚至性侵犯的经历。这使她们不同程度地患有多重人格性障碍(MPD)。 早期，不少AV女优入行原因是家中借债，或是被迫沦落，或是不顾一切想要迅速挣钱。但近年来，AV成为一些女性出名之路，其中不乏一些国立大学毕业生。由 于AV女优的职业生命很短，一般只有2至3年，所以她们都要尽快争取洗白或出名的机会。
苍井空是日本的一个AV女优。4月11日，她在推特上注册，被中国网民发现，立即人气急升，一小时之内就有3000人追随。一日之内，追随者达到两万。两个月后，她被某网络游戏公司请来上海，出席产品推广活动，受到粉丝的热捧，主流媒体也纷纷刊登消息。
AV女优受追捧不足为怪，但是追捧者通常是沉默的性压抑者。这一次大不相同，苍井空掀起了一场舆论的狂欢。很多追随者公开身份，其中还有一些名人。他们对苍井空小姐竭力赞美，称颂她美丽而敬业，随后又纷传她为玉树地震灾区捐款的消息，不愧是“德艺双馨的苍井空老师”。
与其说苍井空见证了中国的变化，不如说她见到了中国的另一面。但是，无论是对成人电影的需求，还是敢于承认自己的“低俗”爱好，这个“另一面”都始终存在着。此外，主流媒体的争相报道，很难说是对成人电影的认同，倒不如说是试探边界的努力。据《南方周末》
小资料
推特(英文：Twitter)是国外的一个网站，它利用无线网络、有线网络、通信技术进行即时通讯，是微博客的典型应用。它允许用户将自己的最新动态和想法以短信息的形式发送给手机和个性化网站群，而不仅仅是发送给个人。
揭开日本秋叶原真相：一个需要淘货的小地方
文/尚进
对于秋叶原这个东京市区东北部千代田地区的区域，最早的印象来自于96年时一套知名 的盗版软件游戏合集，以及早期电子游戏机杂志上的启蒙。而目前对于国内DIY患者和数码败家子来说，秋叶原意味着一个IT和数码消费的乐园。以至于很多国 内硬件网站都转载日本秋叶原当地的导购网站行情，其中原因颇多，一来日本数码厂商云集，而日本人一贯先开拓本国市场，再销售到国外，这样的策略由来已久， 所以很多新奇的产品往往最先能够在秋叶原市场上看到。
图为日本秋叶原电子市场一览
其次秋叶原的标价代表了日本该类产品的一个基准价格，很多内地用户往往以秋叶原价格 作为参照，来计算自己消费的划算程度，且有香港市场作为秋叶原的竞争对手，在2005年WTO影响中国流通领域之前，关税仍造就了秋叶原同类产品价格上的 一定优势。而去日本却并不像去香港，或者逛广东海印市场和中关村那么容易和方便，况且语言的问题，使得国内对于秋叶原到底如何始终保持一些疑问。
从樱屋到免税店
首先说一下东京，作为日本的首府，整个日本十分之一的人口都云集在那里，所以一个集 中的电子大卖场是存在生存市场空间的。而并不如中关村海龙或者太平洋那种庞然大物一样，秋叶原的店面小的可怜，即便最大的LOAX免税店，单层的营业面积 也不比国内的社区超市大多少。在东京除了秋叶原专门经营电子产品外，新宿也有一条电器街，开有8家樱屋，专门销售小电器，但新宿高楼林立，晚上又是歌舞伎 出没的地区，所以做电子卖场并不是非常的合适。实际上在数码迷和DIY人士脑中秋叶原就是电器多，其实乐器街在秋叶原也是重头项目，往往很多吉他迷为了求 一根特别的琴弦而跑秋叶原。
图为日本秋叶原电子市场一览
即便是秋叶原电子一条街，实际情况也会令那些对秋叶原报有良好印象的人失望，因为秋 叶原电子一条街从来就不是国人所想象的那番景象。论电子IT产品的专业性和丰富性，秋叶原比中关村并没有什么优势，甚至因为面积狭小的限制，秋叶原大商号 之间价格的可比性并不大，往往一种商品，整个秋叶原也就10来家有货，远不想中关村，一种数码相机，恨不得有30个柜台摆着，能报出来30中不同的价格。 实际上秋叶原也仅仅是在最近10年才开始贩卖电子数码产品的，在以前这里曾经专门经营家用电器，所以从目前秋叶原的货架上也能发现很多非IT的痕迹。
图为日本秋叶原电子市场一览
在秋叶原电子一条街内，最大的店就要数LOAX免税店，日本法律规定，消费者在购买 商品以后都要缴纳5%的消费税，这对于中国游客注定是难以适应的，因为日本的流转税并不如国内那样代缴代扣了，所以东京市内存在大大小小不少专门为外国人 开设的免税店。虽然名为免税店，但是商品价格却并不便宜，往往与加上消费税之后的价格不相上下，但要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在秋叶原的免税店除了买电子产品 外，免税店的价格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化妆品、玩偶等在免税店的价格往往跟浅草等小摊相当。但是免税店也并不是100%免税，购买累计金额低于10000日 元的商品是得不到免税的，所以几个游客同时结伴消费，势必发扬人多力量大的优良传统。而免税店在结账的时候，即便你是黑人，说非洲土著语言也得出示护照， 不然是得不到免税待遇的。
找不到具体位置的电子市场
除了免税店，秋叶原还是有不少店面出售计算机零散硬件和数码产品的，但是对于外国游 客来说，即便你拿到了地图也难以分辨街巷。日本也有类似比价导购的网站，不仅能准确描述出商品的不同店面中的价格，而且每个店铺的地址和电话都能找到。但 是没有当地翻译陪同的话，即便你自己懂日语也很难在混乱的店铺中找到你要找的商家，而日本人的英语实在是不敢恭维，能说两句的也比印度口音还难听。所以基 本上可以排除在秋叶原依据网络导购购物的可能。而且对于外国游客来说，逛的时间往往被安排的很少，所以那些免税店往往利用游客的特性大发其财。
图为日本秋叶原电子市场一览
秋叶原市场上的大部分店铺都采用开架售货的方式，并不像中关村那样一个柜台一个柜台 的，生怕被消费者抢了。秋叶原大一点的商家都在门口设置了磁性防盗器，就如同国内书店那样。每个店店员数量并不多，但是那些免税店里面每层肯定都会有一个 能说中文，或者干脆就是来自大陆的店员。足可见大陆消费者对于秋叶原的意义。秋叶原基本上保持了这样一个规律，越是小店越便宜，越在旮旯越优惠，这再一次 印证了日本商店店面寸土寸金的状况。而不要以为秋叶原就单一卖电子产品，和赚游客钱的免税店。秋叶原大街北半条街就有很多商店专门销售电视游戏产品，据说 ps2首发半夜排队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此外模型、塑料玩具、仿真枪，甚至包括成人dvd，秋叶原一概有售。
在秋叶原销售笔记本的柜台远远要高于销售台式机整机的，甚至二手笔记本也很畅销。在 秋叶原大街中部还专门有一家店专营苹果电脑相关产品，从iPOD到G5，应有尽有。在日本，DOCOMO和沃达丰垄断了移 动通讯业务，所以秋叶原的手机也基本上围绕这两家来销售，由于国外游客买当地手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很多手机店也都潜伏在大店铺深处。在门口的更多是CD 机、小型数码相机这些低价产品。Yahoo BB在日本狂推广ADSL，秋叶原街头到处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推销，据了解Yahoo BB虽然同为ADSL技术，但是带宽设置比较高，能够达到1MB以上的水平，所以在日本宽带市场状况还算不错。
图为日本秋叶原电子市场一览
准备好做秋叶原的消费者吗
一碗吉野家的牛肉饭要300日元，自动售货机里面一听装可口可乐要120日元，要知 道目前汇率为100日元折合7.4元人民币，东京物价高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很多欧洲游客都有抱怨。但是在秋叶原却很少看到中国消费者的犹豫神情，似乎有便 宜货不买是傻蛋的行为，往往最终沦落到疯狂消费的地步。实际上秋叶原固然电子商品品种丰富，但是价格表面并不是没有水分的，同在秋叶原就有好几档价格，而 且东京人拧死不砍价的作风也是很难被接受。所以明显的感觉到，去秋叶原理性消费是非常难得的行为。网上比照好国内价格，有的放矢的在秋叶原采购是必不可少 的流程，甚至有条件的话，完全可以搜索日本的导购比价网站。此外除了逛秋叶原，完全可以邮寄秋叶原。因为数码电子产品往往是标准化生产的产品，所以在网络 上看好价格，也成为了秋叶原新一代的消费方式，只要支付一些运费，网络邮购秋叶原商品并非难事。这无疑对国内中关村市场，以及中关村那些商情网站又不小的 借鉴作用。
对于秋叶原这个东京市区东北部千代田地区的区域，最早的印象来自于96年时一套知名 的盗版软件游戏合集，以及早期电子游戏机杂志上的启蒙。而目前对于国内DIY患者和数码败家子来说，秋叶原意味着一个IT和数码消费的乐园。以至于很多国 内硬件网站都转载日本秋叶原当地的导购网站行情，其中原因颇多，一来日本数码厂商云集，而日本人一贯先开拓本国市场，再销售到国外，这样的策略由来已久， 所以很多新奇的产品往往最先能够在秋叶原市场上看到。
其次秋叶原的标价代表了日本该类产品的一个基准价格，很多内地用户往往以秋叶原价格 作为参照，来计算自己消费的划算程度，且有香港市场作为秋叶原的竞争对手，在2005年WTO影响中国流通领域之前，关税仍造就了秋叶原同类产品价格上的 一定优势。而去日本却并不像去香港，或者逛广东海印市场和中关村那么容易和方便，况且语言的问题，使得国内对于秋叶原到底如何始终保持一些疑问。
从樱屋到免税店
首先说一下东京，作为日本的首府，整个日本十分之一的人口都云集在那里，所以一个集 中的电子大卖场是存在生存市场空间的。而并不如中关村海龙或者太平洋那种庞然大物一样，秋叶原的店面小的可怜，即便最大的LOAX免税店，单层的营业面积 也不比国内的社区超市大多少。在东京除了秋叶原专门经营电子产品外，新宿也有一条电器街，开有8家樱屋，专门销售小电器，但新宿高楼林立，晚上又是歌舞伎 出没的地区，所以做电子卖场并不是非常的合适。实际上在数码迷和DIY人士脑中秋叶原就是电器多，其实乐器街在秋叶原也是重头项目，往往很多吉他迷为了求 一根特别的琴弦而跑秋叶原。
即便是秋叶原电子一条街，实际情况也会令那些对秋叶原报有良好印象的人失望，因为秋 叶原电子一条街从来就不是国人所想象的那番景象。论电子IT产品的专业性和丰富性，秋叶原比中关村并没有什么优势，甚至因为面积狭小的限制，秋叶原大商号 之间价格的可比性并不大，往往一种商品，整个秋叶原也就10来家有货，远不想中关村，一种数码相机，恨不得有30个柜台摆着，能报出来30中不同的价格。 实际上秋叶原也仅仅是在最近10年才开始贩卖电子数码产品的，在以前这里曾经专门经营家用电器，所以从目前秋叶原的货架上也能发现很多非IT的痕迹。
在秋叶原电子一条街内，最大的店就要数LOAX免税店，日本法律规定，消费者在购买 商品以后都要缴纳5%的消费税，这对于中国游客注定是难以适应的，因为日本的流转税并不如国内那样代缴代扣了，所以东京市内存在大大小小不少专门为外国人 开设的免税店。虽然名为免税店，但是商品价格却并不便宜，往往与加上消费税之后的价格不相上下，但要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在秋叶原的免税店除了买电子产品 外，免税店的价格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化妆品、玩偶等在免税店的价格往往跟浅草等小摊相当。但是免税店也并不是100%免税，购买累计金额低于10000日 元的商品是得不到免税的，所以几个游客同时结伴消费，势必发扬人多力量大的优良传统。而免税店在结账的时候，即便你是黑人，说非洲土著语言也得出示护照， 不然是得不到免税待遇的。
找不到具体位置的电子市场
除了免税店，秋叶原还是有不少店面出售计算机零散硬件和数码产品的，但是对于外国游 客来说，即便你拿到了地图也难以分辨街巷。日本也有类似比价导购的网站，不仅能准确描述出商品的不同店面中的价格，而且每个店铺的地址和电话都能找到。但 是没有当地翻译陪同的话，即便你自己懂日语也很难在混乱的店铺中找到你要找的商家，而日本人的英语实在是不敢恭维，能说两句的也比印度口音还难听。所以基 本上可以排除在秋叶原依据网络导购购物的可能。而且对于外国游客来说，逛的时间往往被安排的很少，所以那些免税店往往利用游客的特性大发其财。
秋叶原市场上的大部分店铺都采用开架售货的方式，并不像中关村那样一个柜台一个柜台 的，生怕被消费者抢了。秋叶原大一点的商家都在门口设置了磁性防盗器，就如同国内书店那样。每个店店员数量并不多，但是那些免税店里面每层肯定都会有一个 能说中文，或者干脆就是来自大陆的店员。足可见大陆消费者对于秋叶原的意义。秋叶原基本上保持了这样一个规律，越是小店越便宜，越在旮旯越优惠，这再一次 印证了日本商店店面寸土寸金的状况。而不要以为秋叶原就单一卖电子产品，和赚游客钱的免税店。秋叶原大街北半条街就有很多商店专门销售电视游戏产品，据说 ps2首发半夜排队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此外模型、塑料玩具、仿真枪，甚至包括成人dvd，秋叶原一概有售。
在秋叶原销售笔记本的柜台远远要高于销售台式机整机的，甚至二手笔记本也很畅销。在 秋叶原大街中部还专门有一家店专营苹果电脑相关产品，从iPOD到G5，应有尽有。在日本，DOCOMO和沃达丰垄断了移 动通讯业务，所以秋叶原的手机也基本上围绕这两家来销售，由于国外游客买当地手机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很多手机店也都潜伏在大店铺深处。在门口的更多是CD 机、小型数码相机这些低价产品。Yahoo BB在日本狂推广ADSL，秋叶原街头到处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推销，据了解Yahoo BB虽然同为ADSL技术，但是带宽设置比较高，能够达到1MB以上的水平，所以在日本宽带市场状况还算不错。
准备好做秋叶原的消费者吗
一碗吉野家的牛肉饭要300日元，自动售货机里面一听装可口可乐要120日元，要知 道目前汇率为100日元折合7.4元人民币，东京物价高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很多欧洲游客都有抱怨。但是在秋叶原却很少看到中国消费者的犹豫神情，似乎有便 宜货不买是傻蛋的行为，往往最终沦落到疯狂消费的地步。实际上秋叶原固然电子商品品种丰富，但是价格表面并不是没有水分的，同在秋叶原就有好几档价格，而 且东京人拧死不砍价的作风也是很难被接受。所以明显的感觉到，去秋叶原理性消费是非常难得的行为。网上比照好国内价格，有的放矢的在秋叶原采购是必不可少 的流程，甚至有条件的话，完全可以搜索日本的导购比价网站。此外除了逛秋叶原，完全可以邮寄秋叶原。因为数码电子产品往往是标准化生产的产品，所以在网络 上看好价格，也成为了秋叶原新一代的消费方式，只要支付一些运费，网络邮购秋叶原商品并非难事。这无疑对国内中关村市场，以及中关村那些商情网站又不小的 借鉴作用。
日本风情：艺伎[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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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上的艺妓业曾相当发达，京都作为集中地区曾经艺馆林立，从艺人员多达几万人。不过，艺妓业在二次大战后大为萧条了，只是在经济恢复后一 段时间内，随着公司公关业的升温，旅游业的兴旺，艺妓又兴盛了一时，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艺妓还保留有几百人之多。但之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公司生 意减少，艺妓业再度陷入低谷﹐据估计，目前京都的艺妓只不过200人左右，而且陪客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可谓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一些艺馆转作他用，服 饰、乐器变卖或出租，艺妓转到夜总会当招待，艺妓业的衰退已成不争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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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日本男人最为满意的，是艺妓的谈话艺术。无论是国际新闻，还是花边消息，她们都了如指掌。她们懂得如何迎合男人的自尊心，善于察言观色，了解男人的情绪。她们的工作其实很紧张，而男人们则得到了彻底地放松。
培养一名艺妓投入很大，但一旦其出山成名，要价也是很高的，特别是年轻貌美的高级艺妓身价更高，一般人员不敢问津，但巨商富贾﹑花花阔少﹑大企业大公司却不惜千金一掷。经济繁荣时，大公司为揽生意，总要把请艺妓当成公关手段。
艺妓虽衰犹存，但风光不再，衰落是趋势，消亡也只是时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尚操此业的艺妓却不失信心。她们觉得，艺妓是京都和日本的“脸 面”，应该加以保留。她们甚至周游各地，藉以提高身价。有的人更明确地说：艺妓是京都的象征，传统的古老文化必须加以保护。近年来，对于艺妓的衰与兴、保 与弃还存在针锋相对的斗争。
日本人新年烧头香求的是什么
听日本人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日本人过年过的都是中国的春节。侵华战争一爆发，日本立马与中国划清界线，选了元旦做新年。无独有 偶，中越自卫反击战一打响，越南人也学了日本人，把过年的时间从中国的春节改成了阳历元旦，表示要与“敌人”不共戴天，割断文化渊源。这些都是旧话。对于 在日本的中国人来说，过元旦新年怎么也找不到过年的味道。倒是为如何打发这一个星期的新年假期而发愁。回国吧，亲戚朋友大都上班。去旅游吧，旅费又出奇的 贵。于是许多人选择了“睡过年”。
12月31日是除夕夜，日本人称之为“大晦日”。大晦日之夜有三项活动，一是全家聚在一起吃年夜饭，二是看红白歌会（类似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第三便是去寺院神社拜新年。
今年的NHK红白歌会已经是第60届，已是花甲之年，因此主办方花了500万日元请来了英国的苏珊大妈前来捧场，苏大妈竖起大拇指连说“GO”。
由于日本的手机都已经有了免费收看电视节目的功能，因此，人们不需要等到看完红白歌会后再去寺院神社排队烧头香，捧着手机就可以边看电视边排队。因此，今年大晦日之夜的东京都外出人数创下了历年来最多的记录。各地铁和轻轨公司都彻夜运营，保证人们外出烧香。
我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和朋友一道去东京的浅草寺烧新年头香。
浅草寺是东京历史最悠久的观音寺院，与我老家的观音寺有着一脉相承的含义。坐银座线地铁，出了浅草车站，刚好是深夜11时50分。气温是2度，虽然没有冰天雪地，但是依然感觉到寒气袭人。
浅草寺前早已经是人山人海，东京警视厅出动了别动队，不仅维持秩序，还充当引导员。从没有看到一国的警察为烧香客如此卖力，排着队居然有些感动。
烧香的人太多，旁边的女警官提醒我，大概需要排队1个半小时。我怕冻着，先买了一杯甜酒酿暖身。买好后，刚好是午夜12时，浅草寺的新年钟声响起，于是与朋友举杯相贺，算是在异国他乡又过了一年。
去浅草寺的参拜道，其实是一条商店街，两边有许多的店铺，出售各种土特产和纪念品。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抬头一看，发现商店街上挂着一幅画，是武松打虎。2010年是虎年，日本人也信奉生肖，只是为什么要请武松来打今年的老虎？想了老半天也想不出一个道道来
浅草寺不许点蜡烛，怕烧了这一个历史性保护建筑，但是可以烧香。香是一束一束卖的，每一束10根，约高15厘米，售价100日元（约7.5元人民币）。100日元在日本还不够买一罐饮料，所以只能算是象征性的付钱。
与中国的寺院相比，浅草寺显然不是想着法子趁新年赚香火钱。首先是进寺院不需要买门票。其次，卖的香也只是简单的一种，价钱便宜的吓 人。更为重要的是，没有烧第一枝香要交88888元人民币，或乔第一次钟要交66666元什么的，谁排队排在最前面，谁就有权获得烧头一枝香的机会，不管 你是贫民还是富翁。所谓心诚不论贫富，日本人硬是让寺院保持了“清净乐土”的美名。
把香放在寺院大殿前的香炉里后，要把烟往自己身上揽一下。据说浅草寺的香烟很有灵验，你想要让身体的那一部分健壮，就把烟往哪儿揽。我 细细观察了一下，结果发现年轻人大多把烟往头上揽，老太太往胸口揽，老大爷往裤裆揽。我看来是最贪婪，站在风口让烟往全身吹，结果呛得直流泪。
进入大殿，发现里面居然没有一名僧人，全是维持秩序的警察，真以为进了警察局。
日本人烧香拜佛，没有下跪或五体投地的仪式。站着合掌祈愿，然后再合掌一拍致谢就算完成了整个拜佛仪式。当然，祈愿之前，要往赛钱箱里 捐一点香火钱。捐的多少，全在于自愿，没有标准。日本人捐的最多的是五日元硬币（约3毛八分钱人民币），因为这一枚方孔兄的发音“五円”刚好与“缘”的 “ご縁”相同。所以，在日本寺院，便没有谁捐钱多谁便可多得到一点菩萨照顾的事情。
新年的浅草寺如同北京的庙会，虽然没有耍杂的，但是各种各样的临时小吃店也布满了寺院周边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寺院门口卖烤鱼，让人多少有些迷惑，管放生的人不知跑哪儿去了。
日本电视台对前往浅草寺烧香的人做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排着长队烧头香的人，目的简直是五花八门。最多的是求全家人健康平安，其次是 求新年不要遭公司解雇，第三是求明年大学毕业后有一份工作，第四是求新年能考上好大学，第五是求新年找到对象，第六是求能减肥成功，第七是求买奖券能中 奖，第八是求公司生意兴隆，第九求唱歌能够走红，第十求家中饲养的狗猫不老死。
经济危机下 日本流行赞美他人
据“中青在线-青年参考”报道，经济危机之下，日本民众士气大挫，为了重获信心，最近日本兴起了“说好话”运动：在学校，老师越来越注意表扬学 生；有不少人开设专门的讲座，教大家如何赞美他人；网上更是出现了“赞美”网站，只要将自己大致的个人信息输进去，就会出现源源不绝的赞美词。
赞美对鼓舞士气非常有用。但是，想要恰如其分地赞美别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善于发现他人的优点”；还有就是要用对赞美之辞。据 雅虎日文网站和其他一些日本媒体称，很多日本企业管理者都表示，亲口夸赞下属是他们最不擅长的事。但面对经济危机，员工人心惶惶的局面，企业主“一句好听 的都不会说”肯定不行。于是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各式各样“说好话”培训班在日本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专门教老板如何赞美下属，稳定军心。训练方法很简 单，让不认识的人彼此赞美，除了开口讲，还要写下来。“你做事真认真”、“你真有趣”，这些夸赞的语句被学员们仔仔细细地记在本子上，就不怕话到用时方恨 少。
京都市一家寿司店的老板上完培训班后，每个星期都会挑一天，请店员互相赞美。效果立竿见影，不但店员之间感情更好，业绩更是节节高，营业额比起去年增长了１０％。
不过，这些培训班也特别提醒学员，对于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赞美方式。比如，男士对女同事和女下属的衣着外貌大加赞赏时，一定要把握分寸，免得让她们产生遭到“性骚扰”的感觉。
赞美之风不仅在商界盛行，在教育界同样受到提倡，而且表扬要从小开始。日本一些幼儿园老师对孩子的最新教学方针，就是“拼命”称赞，卖力表扬，据说这样可以让孩子从小树立自信心。
小孩子喜欢听表扬，大人们也同样渴望“被表扬”。在日本一家“赞美”网站，每天有１０万名用户登录，只要在网页上输入自己的名字，选择 年龄、性别、职业和志向等选项，页面上就会源源不断地蹦出各种“溢美之词”——“某某某，你是我市的瑰宝”、“保卫日本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的诚实一 定会流芳百世的”……
要是嫌这样的赞美不够真诚，没关系，你还可以加入“互相赞美”网站，在上面发表个人今天最值得骄傲的事，就有多达２０００个素不相识的 会员对你大加赞美。系统工程师寺尾裕美子每天下班后，就是靠着这样的赞美，获得新动力的。她说： “工作结束后，觉得很累时，获得这样的赞赏感觉真的很开心。”
日本失业者蜗居 每天爬进爬出入住胶囊旅社(图)
租不起公寓 蹭进胶囊旅社 每天爬进爬出 空间狭小 只能躺着生活——无家可归 日失业者开始“蜗居”
40岁的中西淳（音译）2009年圣诞节失业。对他而言，虽然也生活在大都市东京，但他的家比一台放倒的立式冰箱大不了多少。美国《纽约时报》更加悲情地用“棺材大小”描述中西淳的“格子间”。
受金融危机影响，日本大城市不少失业或面临失业的“蚁族”，不得不入住只能横着爬进去的“蜗居”——“胶囊旅社”。
爬着进门 这个家像卧铺
《纽约时报》记者日前来到中西淳入住的“胶囊旅社新宿510”采访。放眼望去，旅社楼道两旁是两排整整齐齐的格子间，好似火车卧铺。格子铺共分上下两层，每个格子间深不过2米，宽和高不过1.5米。
格子间为全密闭。一个人在格子间里最多能半躺半坐着，根本站不起来。格子间还没有门，只有一个薄薄的屏风作遮掩。每个格子间只配有一盏灯，几个衣架，一条薄毯，一个枕头和一台小电视。
中西淳告诉记者：“这儿就是一个爬进来睡觉的地方。你得适应一下。”这名中年男子边说边把一套黑色西装往旁边推了推。他说，自己只带了两套西装，因为根本没有衣橱。
躺着生活 就为省点儿钱
“胶囊旅社新宿510”20年前开业，一开始只为服务那些因为喝醉酒赶不上最后一班车回家的上班族。
旅社经理说，但是由于金融危机影响，近段时间开始有客人连续几个月“窝”在这里。为此，旅社还专门为月租客提供优惠价格。现阶段，旅社300个格子间中有三分之一住着月租客。
中西淳说，胶囊旅社的格子间虽小，但“上铺”月租金高达5.9万日元（约合640美元）。尽管如此，因为可以免费淋浴、蒸桑拿以及使用定期换洗的床品，640美元比在东京租一套公寓房要便宜很多。
1.58万失业者无处安睡
报道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许多新近失业的上班族由于没了收入来源，根本没钱租房子。《纽约时报》援引日本政府的统计数字报道，日本现有1.58万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
日本总务省2009年11月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11月日本失业率为5.2%。与此同时，申请社会救济的日本家庭数量激增。日本现阶段贫困率达15.7%，“高居”发达国家榜首。
为扭转这一态势，日本政府已决定租用民间公寓、职工宿舍和旅馆等，为失业者和流浪汉提供过年场所。然而，无家可归者只能享有这项福利一周时间
ps：文中的中西淳先生所说的月租5.9万日元的价格似乎有些贵，有些在日朋友说月租5百美金左右就可以在东京租到房子了，另有朋友认为格子间不需要首月押金，相对租房子是便宜了，但是另有朋友认为也有不需要首月押金的房子。总之，我也认为640美金的租金贵了
日本“送礼天国”的种种忌讳
据说，日本还有这样的习俗，把蔬菜、鱼、鸡以及鲜花等作为礼品赠送的时候，只能送到主人的家门口。如果是送现金，一般都要装在信封里面，最忌讳 直接用手递钱。而装钱的信封也都是有正反面的。为喜庆的事情送钱，要把纸币有人物的一面与信封正面相吻合，如果是为丧事送钱，就要把纸币有人物的一面面对 信封的背面。此外，到医院探望病人的时候，不能送载在花盆里面的花，也不能送菊花，前者含有盼人早死的意味，后者是在葬仪上使用的。
* 日本人如何过新年？
记得20多年前准备前往日本留学的时候，我接受的第一个文化冲击就是给在日本的保证人购买礼物。当时，他提出希望买一些石刻或者木雕的 小乌龟送给他。这可以做礼物吗？在中国，如果用乌龟作为礼物送人，和骂人几乎没有两样啊！我特意到北京友谊商店去问，售货小姐的回答是：“日本人购买礼物 的忌讳与中国人是不同的。他们把乌龟看作是长寿的象征，因此喜欢把乌龟作为礼物。”原来如此！
到日本以后，开始有了从日本朋友那里接受礼物的事情。可是，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人每次送礼的时候，都是一边把礼物送过来，一边在嘴 上说着：“这实在不是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只是表达我的一点心意。”奇怪，既然自己都觉得不是有意思的东西，为什么要拿来送人呢？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本人送 礼时谦逊客套的一种表现。还有，最让人难过的是，日本人送礼后，按照他们的习俗，你必须当场打开，把礼物拿出来称赞一番。由于包装已坏，再想转手送人都不 容易。哈哈，肯定有人说我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
久居日本，时时体会到日本是一个“送礼天国”，需要送礼的季节、机会、人物太多了。这里面还有许多“忌讳”，稍不留意，就会闹出笑话 来。这不，过了一月就是二月，2月14日的“情人节”，就是送礼的日子。据说，世界各地在这一天都是男人给女人送礼物，唯有日本，在这一天是只能女士给男 人送巧克力，而男人要等到3月14日才能“还礼”给女士。我打听了多少次原因，都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样做的缘起，但却说2月14日那天男人如果给女人送礼 物就是犯“忌”。
还有，在日本送礼的时候，礼品盒要用硬纸绳捆绑，这种硬纸绳一般是5根一组，也有7根、9根的。我向售货小姐打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她的回答是日本人认为奇数是阳数，象征吉祥，偶数是阴数，象征凶事。因此，一般都用单数。这样，使用双数的硬纸绳打点礼品盒也是一“忌”。
有意思的是，这种硬纸绳分为红白和黑白两大类。红白表示吉祥喜庆，黑白表示凶事。记得我在横滨市立大学的指导教授曾经告诉我，室町幕府 时代，日本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比较热络，当时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箱子上都绑有红白两色的绳子。这在中国原来只是出口商品的标记，日本人却以为是吉利喜庆的象 征，那以后的喜庆礼品的硬纸绳就改为红白两色，而非喜庆礼品就绑黑白两色的硬纸绳。老师特别叮嘱，这个由“历史误会”带来的习俗是不能搞错的，否则就是犯 “忌”。
说起日本送礼中的“忌讳”，还真有不少。比如，对年长的人，不能送钟表、书包，因为那样做意味看不起人家，暗示人家应该多学习。给对方 送礼不能送拖鞋、袜子，因为这存在着要把对方“踩在脚下”的寓意。我的一个朋友把北京奥运会的领带作为礼品送给日本朋友，结果是日本朋友告诉他：“在日本 送人领带，就是让对方去自杀”。他还说，不仅领带不能送，项链也不能送。我估计日本许多男人因为民俗里有这一“忌”而节省了不少钱
对于新娘子，不能赠送茶叶。中国有“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的俗语，日本有“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茶”的俗语，送新娘子茶叶，犹 如叫新娘子从此不再回家一样。对新婚夫妇，还不能送厨房使用的刀具以及瓷器。刀具含有切断婚缘的意味，瓷器易碎，夫妻关系当然是越牢固越好，因此也就远离 瓷器礼品。据说，梳子也是不能送的，在日文里面，梳子的发音是“苦”和“死”，显得很不吉利。遇到新店开张的时候，不能送大红颜色的花朵，因为这让人想起 “火”——“火灾” 的事情，自然无法接受。
如此诸多忌讳，缘于历史，流于习俗，通于心情，还真是不得不注意呢。
日本在高考季节的特殊买卖(组图)
1月16日、17日，也就是本周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是日本全国“高考”的日子。东瀛列岛各地设置了725个考场。报考人数是55万3368人，比去年多了9387人。录取学校也在增多，有651所大学、160所短期大学(相当于中国的“大专”)。揪心的时刻是16日和17日的晚上。16日晚上8 点钟左右和17日晚上7点20分，日本各大电视台都会播出当天考试内容的正确答案。这也算是一种“快速反应”吧。
日本铁路公司推出“走运车票”，让学生把心愿写在小木板上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许多铁路公司推出统称为“走运车票”的商品。高考生购买这种价格相对便宜的车票，可以去神社等地“祈愿”，把自己喜欢考取的大学以及心情写在一块称为“绘马”的小木板上，然后集中悬挂在一起，祈求神的保佑。据说，这种车票在每年的一月销路很好，有的学校是教导主任亲自出面，给校内应届高考生集体购买，大家一起去求神。
日本全日空公司在东京羽田机场直接销售“合格祈愿绘马票”，让外地的考生下飞机以后就可以乘坐京急线电车，前往机场附近的神社祈求顺利升学。
全日空公司销售的“合格祈愿绘马票”，让考生下飞机以后前往机场附近的神社祈求
为了应对新型流感，今年高考的补考比往年推迟了一个星期，在1月30日和31日举行。对这个机会也不放过，东京汤岛神社在出售“绘马” 木板的同时，还搭卖口罩呢。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温馨提示吧。需要多说一句，汤岛神社是东京圈内唯一设有中国孔子雕像的神社，和学问沾边，也就特别受到考生的欢迎。截至1月12日，今年汤岛神社已经卖出去4万多块“祈愿合格”的“绘马”了。
位于日本埼玉县的“孩子动物自然公园”也不甘寂寞，推出了“四天王御守”，也就是选择了4种可以保佑考生的动物，它们是树袋熊、小猫熊、二指缠蛇、加拿大豪猪，因为这种四种动物一般是“不会掉落”的。公园还把树袋熊的大粪装入一个口袋里面，外面贴上预祝考生榜上有名的纸条，一袋也卖 500日元(约合人民币35元)呢。
青森县田舍馆村也在惦念着“高考”的市场。这种事情大概在中国的农村还没有。他们用津轻漆制出了一种被称为“不滑落五角铅笔”，专门供应考生。每套3支，1050日元(约合人民币70多元)。显然，这种“高考”用笔在名称上就考虑到考生以及考生家长的心愿，难怪它虽贵而畅销了。从这些 “买卖”可以看出，日本不断在高考季节寻找、创造着商机，也在提供着一种适应考生及其考生家长心愿的精细服务。
日本铁路公司推出“走运车票”，让学生把心愿写在小木板上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许多铁路公司推出统称为“走运车票”的商品。高考生购买这种价格相对便宜的车票，可以去神社等地“祈愿”，把自己喜欢考取的大学以及心情写在一块称为“绘马”的小木板上，然后集中悬挂在一起，祈求神的保佑。据说，这种车票在每年的一月销路很好，有的学校是教导主任亲自出面，给校内应届高考生集体购买，大家一起去求神。
日本全日空公司在东京羽田机场直接销售“合格祈愿绘马票”，让外地的考生下飞机以后就可以乘坐京急线电车，前往机场附近的神社祈求顺利升学。
全日空公司销售的“合格祈愿绘马票”，让考生下飞机以后前往机场附近的神社祈求
为了应对新型流感，今年高考的补考比往年推迟了一个星期，在1月30日和31日举行。对这个机会也不放过，东京汤岛神社在出售“绘马” 木板的同时，还搭卖口罩呢。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温馨提示吧。需要多说一句，汤岛神社是东京圈内唯一设有中国孔子雕像的神社，和学问沾边，也就特别受到考生的欢迎。截至1月12日，今年汤岛神社已经卖出去4万多块“祈愿合格”的“绘马”了。
位于日本埼玉县的“孩子动物自然公园”也不甘寂寞，推出了“四天王御守”，也就是选择了4种可以保佑考生的动物，它们是树袋熊、小猫熊、二指缠蛇、加拿大豪猪，因为这种四种动物一般是“不会掉落”的。公园还把树袋熊的大粪装入一个口袋里面，外面贴上预祝考生榜上有名的纸条，一袋也卖 500日元(约合人民币35元)呢。
青森县田舍馆村也在惦念着“高考”的市场。这种事情大概在中国的农村还没有。他们用津轻漆制出了一种被称为“不滑落五角铅笔”，专门供应考生。每套3支，1050日元(约合人民币70多元)。显然，这种“高考”用笔在名称上就考虑到考生以及考生家长的心愿，难怪它虽贵而畅销了。从这些 “买卖”可以看出，日本不断在高考季节寻找、创造着商机，也在提供着一种适应考生及其考生家长心愿的精细服务。
20年来，日本仍在偿还“泡沫时代”旧帐
日本通货紧缩
失守十年是厄运…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01月07日文章
中英对照英文原文
译者：zoetiramisu @ECO中文网（www.ecocn.org）
20年来，日本仍在偿还“泡沫时代”旧帐
对许多日本人而言，经济繁荣时期的生活仍然深深地烙在他们的记忆里。回首过去，往事历历在目：那时，梵高和雷诺瓦的作品卖出天价；曼哈顿房产争抢得手；工作时间热火朝天；双休日拥往人满为患的滑雪场，不想却在电梯上排上几小时的队。
经济泡沫破碎的时候，鲜有人察觉。十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1989年12月29日，股价曾一路标高，但世界不曾在此后便轰然倒塌。第二年，日本买家仍在克里斯蒂拍卖行出最高价收购印象派作品。房地产泡沫直到1991年才告破。当时既没有雷曼兄弟式的崩溃，也没有波尼.麦道夫式的欺诈来对这番乐极生悲的景象作出诠释。
20年前的这周，当日经指数刚触及38，916点，日本经济便一蹶不振。尽管从国际平均水平来看，日本2009年第三季度的名义GDP值还是很高，但已经低于其1992年的水平，不禁让人感觉，日本失守不是10年，而是20年。通货紧缩又成了要闻。虽然于12月25日起草的扩张性预算近期提升了股市，但是在12月29日，日经指数还是收盘于10，368点，与历史最高点相比，萎缩了73%。部分滑雪度假屋的市值仅为“泡沫时代”的十分之一。
眼见资产价值步步被残蚀，日本人民的心里又作何感受呢？这次泡沫破裂毕竟没有像1930年大萧条击垮美国那样击垮日本。虽然轻生和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人找工作越来越难。但日本拥有着1，500万亿日元（16.3万亿美元）的储蓄，拥有着世界级的出口商和出手阔绰的人民。一位资历较高的公务人员这样评价：“即便经济在渐渐枯萎，日本人民也从未真正感觉自己身处危机。”
对个人而言，这是内伤。Arcus研究中心的Peter Tasker著有数部关于日本经济泡沫破碎的书籍。他认为，首先破裂的将是心理“泡沫”，即信心。对于经济的不作为，人们不是感到气愤，而是觉得日本经济已无力回天。Tasker先生说：到处都充斥着关于衰退的预期和应对的方法。
投资者的情绪骤然转为风险规避。散户们固然最早撤出了股市，且在1991年到2007年间扮演着股市的净空方，高盛集团在日本的首席战略师Kathy Matsui如是说。尽管自从1989年以来曾有连续四次熊市反弹，但都是由外国投资驱动的。
日本人都改而将钱投进政府的保护伞下，比如邮政业，它们向来投资稳健债券。结果，继1990年低潮期后十年，日本政府债券止跌回升78个百分点（参见图表）。Matsui女士指出：“固定收入是最持久的牛市之一。”
通货紧缩的思潮开始影响全局。随着物价下跌，甚至是存在银行系统和邮政储蓄系统的呆滞资金在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的情况下还小赚了一笔免税收入。曾经当银行系统显现萎靡之态时，由于人们为了把现金放在家，保险柜的销量一度暴涨。长期的零利率方便了一些人在国外套利。“渡边夫人”（日本家庭主妇的代名词，掌管着家庭开支）投资了新西兰元和冰岛克朗。近来，她又正往巴西债券大量注入资金，因而有人戏称：尽管日本没有获得201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但势必要在里约热内卢资助一把奥运。日本投资散户们仍小心翼翼地在股市边缘徘徊。
经济学家们称，这场泡沫破碎带来的最坏影响已经由银行业和商业传开了。银行自身已被坏账压得喘不过气来，拖拖沓沓至今才开始正视自己的损失，着手资产整合。但根据瑞士联合银行驻日本的经济学家Takuji Aida的说法，鉴于通货紧缩的预期，长期收益依然很低，导致收益曲线（短期和长期利率之差）趋平。这样一来，银行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危机，从而导致了放贷疲弱。
与此同时，公司除了集中精力偿还债务，还要对付国内经济的紧缩和来自廉价进口商品的竞争威胁。大型出口商被迫重组，因而在2002年至2007年期间，他们得以享受了长时间的繁荣。但国内经济保护地区的公司却时运不济：赢利能力，薪资和投资在过去的十年里都有所下滑。
这一切都已经反映在家庭方面。国际经合组织称，当公司削减财力时，全职工作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从1990年的80%降至2007年的66%。而低薪非固定工作的比重相应上升。这种现象部分归因于女性在劳动力中攀升的地位，因为薪资和福利的下降迫使家庭需要双收入来维持。但这种持续的收入贫瘠长远来看势必导致社会问题。Tasker先生表示：“经济萧条道阻且长，使得人们愈发没有信心来抚养孩子”。
日本弱势的借贷消费文化意味着人们不得不更依赖自己的或者父母的积蓄。但是社会老龄化使得储蓄的增加额逐渐减少。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退，人们的积蓄也必定会减少。对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未来十年将比前两代的人更为艰苦。
Twenty years on Japan is still paying its bubble-era bills
FOR many Japanese the boom years are still seared on their memories. They recall the embarrassing prices paid for works by Van Gogh and Renoir; the trophy properties in Manhattan; the crazy working hours and the rush to get to the overcrowded ski resorts at the weekend, only to waste hours queuing at the lifts.
The bust, when it came, was less perceptible. The world did not come crashing down after December 29th 1989, the last trading day of that decade, when the stockmarket peaked. The next year Japanese buyers were still paying record prices for Impressionist art at Christie’s. It was not until 1991 that the property bubble burst. There was no Lehman-style collapse or Bernie Madoff-type fraud to hammer home the full extent of the hubris.
But once the Nikkei 225 hit 38,916 points 20 years ago this week, life began to leach out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9 nominal GDP—though still vast by global standards—sank below its level in 1992, reinforcing the impression of not one but two lost decades. Deflation is back in the headlines. On December 29th the Nikkei stood at 10,638, 73% below its peak, though an expansionary budget drafted on December 25th has given it a recent lift. Urban property prices have fallen by almost two-thirds. Some ski apartments are worth just one-tenth of what the “bubble generation” paid for them.
What effect has this steady erosion of value had on the psychology of Japanese people? The bust did not lay waste to Japan, after all, as the Depression did to America in the 1930s. Homelessness and suicide have risen, and life has got much harder for young people seeking good jobs. But Japan still has ¥1,500 trillion ($16.3 trillion) of savings, its exporters are world-class, and many of its citizens dress, shop and eat lavishly. As a senior civil servant puts it: “Japanese people have never really felt that they are in crisis, even though the economy is slowly withering away.”
For individuals the damage lies below the surface. One of the first bubbles to pop, says Peter Tasker of Arcus Research, who has written several books on the bust, was a psychological one: confidence. Instead of getting angry, people lost faith in Japan’s economic prowess. “It became all about declining expectations and how society coped with it,” Mr Tasker says.
The mood among investors swiftly turned risk-averse. Remarkably, retail investors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get out of the stockmarket and were net sellers of equities from 1991 to 2007, says Kathy Matsui, chief strategist for Goldman Sachs in Japan. Though there have been four bear-market share-price rallies since 1989, they have all been driven by foreigners.
The Japanese parked their money instead in government-backed shelters such as the post office, which in turn invested in safe bonds. The result has been a 78% rally in ten-year government bonds since their trough in 1990 (see chart). “Fixed income has been one of the longest-duration bull markets in the world,” Ms Matsui notes.
A deflationary mindset started to take hold. With prices falling, even inert money in the bank or post office earned, in real terms, a small tax-free return. Once the banking system began to look frail, there was a boom in the sale of safes for people to keep their cash at home. A long period of zero interest rates led a few to hunt for higher yields abroad. The mythical figure of Mrs Watanabe—housewives in Japan manage the family money—invested in New Zealand dollars and Icelandic kronur. These days she is placing large bets on Brazilian bonds, leading to the quip that although Tokyo failed to secure the 2016 Olympics, the Japanese will finance the games in Rio de Janeiro anyway. Yet individual Japanese investors are still only gingerly returning to their own stockmarket.
The most pernicious effects of the bust, economists say, have been transmitted via banks and businesses. Banks found themselves loaded down with non-performing loans. Belatedly they faced up to many of their losses, restructured and consolidated. But according to Takuji Aida, an economist at UBS in Japan, long-term yields remained very low because of deflationary expectations, thereby flattening the yield curv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hort- and long-term interest rates). That prevented banks from earning their way out of crisis, so lending remains weak.
Companies, meanwhile, have been focused on paying down debt, as well as coping with deflation in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competition from cut-price imports. Large exporters were forced to restructure and enjoyed a long boom from 2002 to 2007. But firms in more protected areas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have fared badly: profitability, wages and investment have declined in the past decade.
This has fed back to households. As firms cut back, the proportion of full-time contract jobs has fallen from almost 80% of the labour force in 1990 to 66% in 2007, according to the OECD. The proportion of lower-paid non-regular jobs has risen correspondingly. This is partly down to the increasing role of women in the workforce, as declining wages and benefits force families to rely on two incomes. But there are long-term social costs to this extended income drought. “The slow wear-and-tear of the recession has made people much less confident of their ability to finance children,” Mr Tasker says.
A weak culture of consumer borrowing means that people have been forced to rely even more on their savings—or those of their parents. But as society ages, growth in the stock of savings has dwindled. Savings are bound to fall as more people retire.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 next decade may be even tougher than the past two.
失守十年是厄运…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01月07日文章
中英对照英文原文
译者：zoetiramisu @ECO中文网（www.ecocn.org）
20年来，日本仍在偿还“泡沫时代”旧帐
对许多日本人而言，经济繁荣时期的生活仍然深深地烙在他们的记忆里。回首过去，往事历历在目：那时，梵高和雷诺瓦的作品卖出天价；曼哈顿房产争抢得手；工作时间热火朝天；双休日拥往人满为患的滑雪场，不想却在电梯上排上几小时的队。
经济泡沫破碎的时候，鲜有人察觉。十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1989年12月29日，股价曾一路标高，但世界不曾在此后便轰然倒塌。第二年，日本买家仍在克里斯蒂拍卖行出最高价收购印象派作品。房地产泡沫直到1991年才告破。当时既没有雷曼兄弟式的崩溃，也没有波尼.麦道夫式的欺诈来对这番乐极生悲的景象作出诠释。
20年前的这周，当日经指数刚触及38，916点，日本经济便一蹶不振。尽管从国际平均水平来看，日本2009年第三季度的名义GDP值还是很高，但已经低于其1992年的水平，不禁让人感觉，日本失守不是10年，而是20年。通货紧缩又成了要闻。虽然于12月25日起草的扩张性预算近期提升了股市，但是在12月29日，日经指数还是收盘于10，368点，与历史最高点相比，萎缩了73%。部分滑雪度假屋的市值仅为“泡沫时代”的十分之一。
眼见资产价值步步被残蚀，日本人民的心里又作何感受呢？这次泡沫破裂毕竟没有像1930年大萧条击垮美国那样击垮日本。虽然轻生和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人找工作越来越难。但日本拥有着1，500万亿日元（16.3万亿美元）的储蓄，拥有着世界级的出口商和出手阔绰的人民。一位资历较高的公务人员这样评价：“即便经济在渐渐枯萎，日本人民也从未真正感觉自己身处危机。”
对个人而言，这是内伤。Arcus研究中心的Peter Tasker著有数部关于日本经济泡沫破碎的书籍。他认为，首先破裂的将是心理“泡沫”，即信心。对于经济的不作为，人们不是感到气愤，而是觉得日本经济已无力回天。Tasker先生说：到处都充斥着关于衰退的预期和应对的方法。
投资者的情绪骤然转为风险规避。散户们固然最早撤出了股市，且在1991年到2007年间扮演着股市的净空方，高盛集团在日本的首席战略师Kathy Matsui如是说。尽管自从1989年以来曾有连续四次熊市反弹，但都是由外国投资驱动的。
日本人都改而将钱投进政府的保护伞下，比如邮政业，它们向来投资稳健债券。结果，继1990年低潮期后十年，日本政府债券止跌回升78个百分点（参见图表）。Matsui女士指出：“固定收入是最持久的牛市之一。”
通货紧缩的思潮开始影响全局。随着物价下跌，甚至是存在银行系统和邮政储蓄系统的呆滞资金在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的情况下还小赚了一笔免税收入。曾经当银行系统显现萎靡之态时，由于人们为了把现金放在家，保险柜的销量一度暴涨。长期的零利率方便了一些人在国外套利。“渡边夫人”（日本家庭主妇的代名词，掌管着家庭开支）投资了新西兰元和冰岛克朗。近来，她又正往巴西债券大量注入资金，因而有人戏称：尽管日本没有获得201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但势必要在里约热内卢资助一把奥运。日本投资散户们仍小心翼翼地在股市边缘徘徊。
经济学家们称，这场泡沫破碎带来的最坏影响已经由银行业和商业传开了。银行自身已被坏账压得喘不过气来，拖拖沓沓至今才开始正视自己的损失，着手资产整合。但根据瑞士联合银行驻日本的经济学家Takuji Aida的说法，鉴于通货紧缩的预期，长期收益依然很低，导致收益曲线（短期和长期利率之差）趋平。这样一来，银行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危机，从而导致了放贷疲弱。
与此同时，公司除了集中精力偿还债务，还要对付国内经济的紧缩和来自廉价进口商品的竞争威胁。大型出口商被迫重组，因而在2002年至2007年期间，他们得以享受了长时间的繁荣。但国内经济保护地区的公司却时运不济：赢利能力，薪资和投资在过去的十年里都有所下滑。
这一切都已经反映在家庭方面。国际经合组织称，当公司削减财力时，全职工作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从1990年的80%降至2007年的66%。而低薪非固定工作的比重相应上升。这种现象部分归因于女性在劳动力中攀升的地位，因为薪资和福利的下降迫使家庭需要双收入来维持。但这种持续的收入贫瘠长远来看势必导致社会问题。Tasker先生表示：“经济萧条道阻且长，使得人们愈发没有信心来抚养孩子”。
日本弱势的借贷消费文化意味着人们不得不更依赖自己的或者父母的积蓄。但是社会老龄化使得储蓄的增加额逐渐减少。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退，人们的积蓄也必定会减少。对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未来十年将比前两代的人更为艰苦。
Twenty years on Japan is still paying its bubble-era bills
FOR many Japanese the boom years are still seared on their memories. They recall the embarrassing prices paid for works by Van Gogh and Renoir; the trophy properties in Manhattan; the crazy working hours and the rush to get to the overcrowded ski resorts at the weekend, only to waste hours queuing at the lifts.
The bust, when it came, was less perceptible. The world did not come crashing down after December 29th 1989, the last trading day of that decade, when the stockmarket peaked. The next year Japanese buyers were still paying record prices for Impressionist art at Christie’s. It was not until 1991 that the property bubble burst. There was no Lehman-style collapse or Bernie Madoff-type fraud to hammer home the full extent of the hubris.
But once the Nikkei 225 hit 38,916 points 20 years ago this week, life began to leach out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9 nominal GDP—though still vast by global standards—sank below its level in 1992, reinforcing the impression of not one but two lost decades. Deflation is back in the headlines. On December 29th the Nikkei stood at 10,638, 73% below its peak, though an expansionary budget drafted on December 25th has given it a recent lift. Urban property prices have fallen by almost two-thirds. Some ski apartments are worth just one-tenth of what the “bubble generation” paid for them.
What effect has this steady erosion of value had on the psychology of Japanese people? The bust did not lay waste to Japan, after all, as the Depression did to America in the 1930s. Homelessness and suicide have risen, and life has got much harder for young people seeking good jobs. But Japan still has ¥1,500 trillion ($16.3 trillion) of savings, its exporters are world-class, and many of its citizens dress, shop and eat lavishly. As a senior civil servant puts it: “Japanese people have never really felt that they are in crisis, even though the economy is slowly withering away.”
For individuals the damage lies below the surface. One of the first bubbles to pop, says Peter Tasker of Arcus Research, who has written several books on the bust, was a psychological one: confidence. Instead of getting angry, people lost faith in Japan’s economic prowess. “It became all about declining expectations and how society coped with it,” Mr Tasker says.
The mood among investors swiftly turned risk-averse. Remarkably, retail investors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get out of the stockmarket and were net sellers of equities from 1991 to 2007, says Kathy Matsui, chief strategist for Goldman Sachs in Japan. Though there have been four bear-market share-price rallies since 1989, they have all been driven by foreigners.
The Japanese parked their money instead in government-backed shelters such as the post office, which in turn invested in safe bonds. The result has been a 78% rally in ten-year government bonds since their trough in 1990 (see chart). “Fixed income has been one of the longest-duration bull markets in the world,” Ms Matsui notes.
A deflationary mindset started to take hold. With prices falling, even inert money in the bank or post office earned, in real terms, a small tax-free return. Once the banking system began to look frail, there was a boom in the sale of safes for people to keep their cash at home. A long period of zero interest rates led a few to hunt for higher yields abroad. The mythical figure of Mrs Watanabe—housewives in Japan manage the family money—invested in New Zealand dollars and Icelandic kronur. These days she is placing large bets on Brazilian bonds, leading to the quip that although Tokyo failed to secure the 2016 Olympics, the Japanese will finance the games in Rio de Janeiro anyway. Yet individual Japanese investors are still only gingerly returning to their own stockmarket.
The most pernicious effects of the bust, economists say, have been transmitted via banks and businesses. Banks found themselves loaded down with non-performing loans. Belatedly they faced up to many of their losses, restructured and consolidated. But according to Takuji Aida, an economist at UBS in Japan, long-term yields remained very low because of deflationary expectations, thereby flattening the yield curv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hort- and long-term interest rates). That prevented banks from earning their way out of crisis, so lending remains weak.
Companies, meanwhile, have been focused on paying down debt, as well as coping with deflation in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competition from cut-price imports. Large exporters were forced to restructure and enjoyed a long boom from 2002 to 2007. But firms in more protected areas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have fared badly: profitability, wages and investment have declined in the past decade.
This has fed back to households. As firms cut back, the proportion of full-time contract jobs has fallen from almost 80% of the labour force in 1990 to 66% in 2007, according to the OECD. The proportion of lower-paid non-regular jobs has risen correspondingly. This is partly down to the increasing role of women in the workforce, as declining wages and benefits force families to rely on two incomes. But there are long-term social costs to this extended income drought. “The slow wear-and-tear of the recession has made people much less confident of their ability to finance children,” Mr Tasker says.
A weak culture of consumer borrowing means that people have been forced to rely even more on their savings—or those of their parents. But as society ages, growth in the stock of savings has dwindled. Savings are bound to fall as more people retire.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 next decade may be even tougher than the past two.
一位中国少妇的诉苦：嫁到日本以后我很无助(图)
我很无助，身在异国他乡，找不到说说心里话的人。
我是一个思想保守的女人，朋友都说我是五六十年代的人！我一直把男女之间的事看得很重要。可是现在明白了！那事也不过如此。
小的时候我学习很好，班级的同学和老师都认为我会上大学，会很有出息。可是就在我要考学的时候，爸爸生病不能干活，以前我们全家6口就全靠爸爸，我看见爸爸每天都要打著吊瓶干活，我就好心痛。决定退学，去外地打工挣钱。
这些年来，一直是我在外地打工挣那点工资来维持生活，还有弟弟的学费。但是也觉得很开心，觉得活得很有意义，我努力工作，因为我在的城市韩国人开的公司很多，所以我一边在韩国饭店打工，一边自学韩国语，因为会说韩国话的工资就比较高，工作也比较好找。慢慢的我进了韩国人开的公司做出纳，办公室的工作一直是我从小的梦想，小时候看电视上，那些上班白领族，我好羡慕，终于我也可以了。我觉得很欣慰，虽然我没有上大学，可是找到这样一个工作我好开心，我就很努力工作。公司的领导也很喜欢我。日子一如既往的过去，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可是这样的平静，就在2008年10月份打破了，毕竟自己大了，不能总是在外面这样下去，父母也觉得心愧。就为我的婚事操心了。
在外工作5、6年，从来没有像其他女孩那样找个对象同居，虽然有一个男朋友，可是也只是下班了，一起吃吃饭，然后去公园坐坐聊聊天，像个小女孩，感觉和童话一般。好梦不常在啊！没多久我们就分隔两地，最后还是分手了。那男孩什么也没有说。让我伤心透了。
就在去年，因为一些原因，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父母就和我说了，28岁，离婚了，有两个孩子，但是孩子不归男方管，日本的，叫我上网看看，你自己同意就同意，不同意也不逼你。我上网和他聊天，看他人长得不错，1米8的大个，之后他就打电话和我说，让我辞职，他回来娶我。还让他亲戚上我家提亲。我也就糊里糊涂地同意了。
我们认识不久就结婚了，一开始我觉得，爱情我也没有了，也该到年龄结婚了，从新生活开始。也可以照顾我的父母。听了他那么困难，我的善心也大发。就有想照顾他的感觉。只想好好和他生活吧。
我们结婚了，结婚的前前后后出来太多让人不开心的事情了。结婚之后，他就回日本了，也不给我打电话，上网也躲着我，还找别的女人，可是我都忍了，我总是安慰自己，因为接触的时间短，以后会好的。他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说和我结婚他后悔了，嫌弃我瘦，他喜欢肥胖型的，其实我看起来也不是那样单薄，算得上身材好的，别的女孩都羡慕。可是在他眼里我就那么不顺眼，既然没有看上，干什么还要和我结婚。可是受那么多委屈，因为是女人我没有选择。都结婚了，就算离婚，以后怎么办？而且亲戚都知道了。有苦说不出来。
就这样我来到了日本，我才知道，他以前是多风流的人，还打老婆，就连他妈妈也打过他的前妻。因为我老实，他们说什么听什么，目前还没有被打。可是总是担心自己做错什么事情，说错什么话挨打。他们也经常说，你要顶嘴就打你。我们说什么都是对的。有理说理，怎么能说是顶嘴呢？太霸道了。难道男人都是这样吗？大男子主义，让女人听他的吗？这个社会应该吧是这样吧！
我偷偷上了他的QQ号，我这样做不对，可是我想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看他用我不知道的QQ号和别的女人聊天，天天忽悠大龄女人，我觉得好恶心。他还有一个现实的女的喜欢他。看他们的聊天记录我得知，原来是他以前那么不好，还搞外遇才离婚的，并不是他说的，因为她贪钱才和他结婚的。他还到处说和我结婚后悔。他有的时候和别人发妩媚短信。
这些我都可以容忍，我相信时间久了，我用真心他会改变的。可是我似乎错了，他不会被任何人感动，他是一个感情分给好多人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什么，他眼里只有钱。
让我痛心的是，他是不健全的男人，可能是女人睡多了。才肾虚吧！还好我一直是一个人，从来没有过性生活。还不会觉得抱怨。和他在一起没有一点快乐可以讲，都是在恐惧中。
更让我痛心的是，他竟然让他的朋友给我找按摩的工作，说是挣钱多，就算不是色情，哪有男人让自己的老婆去做那样的工作，我真是哭笑不得。呵呵。我好害怕会变成那样，我害怕自己变得颓废，我不想变那样。
我想想这些年来，我一直坚守著，把男女之间那点事看得那么重要，最后换来的是这样的结局。
想想今后的路，和他在一起，会失去幸(性)福，和他分开，我也只是个离婚的女人，也谈不上幸福，也没有人会接受我这样的。
想想自己还真不如那些恋爱同居的人，分手后她们还是姑娘，而我就只是一个妇女，婚姻真是人的转折点啊，有句古话说的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还真是这么一会事。
那些没有结婚女孩们，不管什么理由，结婚的大事一定三思而后行啊！
(摘自日本《中文导报》2010年08月2期 作者：高珊)
我是一个思想保守的女人，朋友都说我是五六十年代的人！我一直把男女之间的事看得很重要。可是现在明白了！那事也不过如此。
小的时候我学习很好，班级的同学和老师都认为我会上大学，会很有出息。可是就在我要考学的时候，爸爸生病不能干活，以前我们全家6口就全靠爸爸，我看见爸爸每天都要打著吊瓶干活，我就好心痛。决定退学，去外地打工挣钱。
这些年来，一直是我在外地打工挣那点工资来维持生活，还有弟弟的学费。但是也觉得很开心，觉得活得很有意义，我努力工作，因为我在的城市韩国人开的公司很多，所以我一边在韩国饭店打工，一边自学韩国语，因为会说韩国话的工资就比较高，工作也比较好找。慢慢的我进了韩国人开的公司做出纳，办公室的工作一直是我从小的梦想，小时候看电视上，那些上班白领族，我好羡慕，终于我也可以了。我觉得很欣慰，虽然我没有上大学，可是找到这样一个工作我好开心，我就很努力工作。公司的领导也很喜欢我。日子一如既往的过去，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可是这样的平静，就在2008年10月份打破了，毕竟自己大了，不能总是在外面这样下去，父母也觉得心愧。就为我的婚事操心了。
在外工作5、6年，从来没有像其他女孩那样找个对象同居，虽然有一个男朋友，可是也只是下班了，一起吃吃饭，然后去公园坐坐聊聊天，像个小女孩，感觉和童话一般。好梦不常在啊！没多久我们就分隔两地，最后还是分手了。那男孩什么也没有说。让我伤心透了。
就在去年，因为一些原因，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父母就和我说了，28岁，离婚了，有两个孩子，但是孩子不归男方管，日本的，叫我上网看看，你自己同意就同意，不同意也不逼你。我上网和他聊天，看他人长得不错，1米8的大个，之后他就打电话和我说，让我辞职，他回来娶我。还让他亲戚上我家提亲。我也就糊里糊涂地同意了。
我们认识不久就结婚了，一开始我觉得，爱情我也没有了，也该到年龄结婚了，从新生活开始。也可以照顾我的父母。听了他那么困难，我的善心也大发。就有想照顾他的感觉。只想好好和他生活吧。
我们结婚了，结婚的前前后后出来太多让人不开心的事情了。结婚之后，他就回日本了，也不给我打电话，上网也躲着我，还找别的女人，可是我都忍了，我总是安慰自己，因为接触的时间短，以后会好的。他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说和我结婚他后悔了，嫌弃我瘦，他喜欢肥胖型的，其实我看起来也不是那样单薄，算得上身材好的，别的女孩都羡慕。可是在他眼里我就那么不顺眼，既然没有看上，干什么还要和我结婚。可是受那么多委屈，因为是女人我没有选择。都结婚了，就算离婚，以后怎么办？而且亲戚都知道了。有苦说不出来。
就这样我来到了日本，我才知道，他以前是多风流的人，还打老婆，就连他妈妈也打过他的前妻。因为我老实，他们说什么听什么，目前还没有被打。可是总是担心自己做错什么事情，说错什么话挨打。他们也经常说，你要顶嘴就打你。我们说什么都是对的。有理说理，怎么能说是顶嘴呢？太霸道了。难道男人都是这样吗？大男子主义，让女人听他的吗？这个社会应该吧是这样吧！
我偷偷上了他的QQ号，我这样做不对，可是我想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看他用我不知道的QQ号和别的女人聊天，天天忽悠大龄女人，我觉得好恶心。他还有一个现实的女的喜欢他。看他们的聊天记录我得知，原来是他以前那么不好，还搞外遇才离婚的，并不是他说的，因为她贪钱才和他结婚的。他还到处说和我结婚后悔。他有的时候和别人发妩媚短信。
这些我都可以容忍，我相信时间久了，我用真心他会改变的。可是我似乎错了，他不会被任何人感动，他是一个感情分给好多人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什么，他眼里只有钱。
让我痛心的是，他是不健全的男人，可能是女人睡多了。才肾虚吧！还好我一直是一个人，从来没有过性生活。还不会觉得抱怨。和他在一起没有一点快乐可以讲，都是在恐惧中。
更让我痛心的是，他竟然让他的朋友给我找按摩的工作，说是挣钱多，就算不是色情，哪有男人让自己的老婆去做那样的工作，我真是哭笑不得。呵呵。我好害怕会变成那样，我害怕自己变得颓废，我不想变那样。
想想今后的路，和他在一起，会失去幸(性)福，和他分开，我也只是个离婚的女人，也谈不上幸福，也没有人会接受我这样的。
想想自己还真不如那些恋爱同居的人，分手后她们还是姑娘，而我就只是一个妇女，婚姻真是人的转折点啊，有句古话说的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还真是这么一会事。
那些没有结婚女孩们，不管什么理由，结婚的大事一定三思而后行啊！
(摘自日本《中文导报》2010年08月2期 作者：高珊)
探秘日本啦啦队女郎魔鬼训练 训练艰苦累到想哭(图)
核心提示: 习惯把事情细分化规则化的日本人，把加油也当作独立事业去做。神大应援团的团长——四年级学生福本告诉记者，在日本高中、大学里，拉拉队俱乐部和棒球等俱乐部是并列的，不是其他俱乐部的附属。
训练艰苦累到想哭 等级森严存在暴力
一群穿着黑色长礼服、别着袖章、手执小喇叭、对着观众打着各种手势的男生，时而高声呐喊，时而引吭高歌，有时嘴里“哦哈”有声，同时手足并用做出类似空手道的武术动作。
他们汗流浃背，表情严肃，甚至痛苦，这是记者最近在日本神户大学的一场橄榄球比赛现场看到的拉拉队加油助威的场面。这和活泼漂亮的拉拉队女郎穿着超短裙，手拿彩色花球，载歌载舞的助威加油方式大相径庭。拉拉队在日本怎么变成了“苦行”?日本拉拉队是怎么炼成的，队员们为什么愿意如此玩命?记者在观看比赛后，采访了神户大学应援团总部。
举手投足都有规定
习惯把事情细分化规则化的日本人，把加油也当作独立事业去做。神大应援团的团长———四年级学生福本告诉记者，在日本高中、大学里，拉拉队俱乐部和棒球等俱乐部是并列的，不是其他俱乐部的附属。
拉拉队一举手一投足，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发声都有规定，不能乱来;加油助威的手势和动作、口号、声援歌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每个大学的鼓劲方式都有自己的特色，像东京农业大学跳的是“萝卜舞”，手执大萝卜声援;东北大学跳“木屐舞”;日本体育大学则是光膀子光脚狂叫。
加油助威的手势和动作、口号、声援歌，队员们必须经过严格勤奋的训练才能掌握。副团长荻原七惠笑着说，不吃苦是练不下来的。一周练习两个半天，两个整天，刚开始嗓子都喊哑了，后来从前辈那里学到了腹式发声法才改善。跳操也是跳一会就浑身酸疼，回到家老想哭，只有靠毅力撑下去。跑步、俯卧撑……样样都需要体力，润喉糖、止痛药膏和肌肉疲劳缓解喷剂是新人必备的。
花枝招展的拉拉队女郎也是日本拉拉队的一部分，比赛过程中女生们又喊又跳，时不时演出叠罗汉等惊险技艺，尽管累得气喘吁吁，还不忘保持甜蜜快乐的微笑。
将舞蹈融于为运动员加油助威的方式起源于100年前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演变成竞技项目，运动员们在场内比赛，拉拉队们在场外较量，配角变成了主角，很快风靡美国。日本紧随其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日本拉拉操协会，将动作规范化组织化，并作为一种新型体育活动推广。
制服越脏越破说明越重视传统
拉拉队的制服也有讲究。男生穿的黑色礼服，类似加长版中山装，据说是为了掩饰行礼时屁股朝向后方观众显得 “无礼”，领子比较高而硬是为了防止敬礼时脖子弯曲，裤子比较肥大则方便做激烈的声援动作，还可以隐藏O型腿，看起来比较酷。制服通常代代相传，以示遵从传统。在岩手县等地，还以穿脏衣为荣，制服越脏越破说明越重视传统。
拉拉队在日本是苦行
甘心苦行为哪般
做一名拉拉队员如此艰苦，承受如此大的压力，何以拉拉队员心甘情愿“自讨苦吃”?一所大学的拉拉队长说，他们是在苦行，因为他们需要锻炼意志、锻炼下级如何服从上级、锻炼动作整齐、锻炼做什么事情都不乱。
曾有报道说，由于长期被其他队员欺负，日本明治大学一名拉拉队员自杀。警方在调查后发现在日本明治大学的拉拉队中存在暴力现象，新队员常被学长殴打。
日本人从小就把进入拉拉队当作必须有的经历。应援团副团长荻原七惠兴奋地告诉记者，她在求职时提到自己是拉拉队女郎，结果顺利拿到内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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